其他
卢光盛，周洪旭 | 新冠疫情下我国与老越缅边境防控的问题及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加强边疆治理，推进兴边富民”进行了论述和部署。2020年初，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期间强调“要加大对涉毒、涉恐、走私、诈骗、偷越边境、越境赌博等跨境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要健全强边固防工作机制，切实维护边疆稳固”。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边境防控对于全国疫情防控的重要性。2020年4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时，要求加大对边境城市疫情防控人员和物资保障力度，协调解决好在卫生检疫、防疫物资、医护力量、隔离条件等方面遇到的困难。2021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回信时写道：“要继续抓好乡村振兴、兴边富民，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促进边疆繁荣稳定……要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唱响新时代阿佤人民的幸福之歌。”这也是对维护边境安宁，加强边境疫情防控等强边固防工作的指引。目前，我国国内疫情整体呈现向好的形势，多省疫情均已得到控制，并将长期坚持“动态清零”的防疫目标。然而从全球的情况看，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连续反弹，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在我国周边地区，经老挝、越南和缅甸三国向我疫情输入的风险依然较大，给我国同三国的跨境治理带来诸多问题和挑战。在此形势下，深入研究我国与老挝、越南和缅甸三国边境防控面临的新态势、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建议，是解决好我国与周边地区国家防疫与发展的矛盾，推动国内国际治理的良性互动的重要且紧迫的任务。二、既有研究述评
国内外关于边境防控的研究是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而发展的，往往从边境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出发，且都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当传染病跨境传播问题发生时，疫情防控成为边境问题研究关注的重点。
在美国“9·11”事件之后，边境安全从国外学术研究的边缘走到了国家安全的中心舞台，边境防控问题也从出入境管制延伸至打击跨境犯罪和恐怖主义等领域，主要关注美国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边境防控实践经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周边国家的持续推进，我国陆地边境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国内学界也开始将边境议题的研究从边缘放置到中心，并探讨边境地区治理模式的转变，提出应将陆地边境治理从传统的边疆治理视角中剥离出来。疫病跨境传播与防控一直是全球化时代边境治理研究的议题之一，有学者探讨了1850年至2006年全球范围内边境地区各种疾病跨境传播带来的管控问题，并分析了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监测与地缘政治的关系。
具体到我国与老挝、越南和缅甸等三国的边境防控问题的研究，一种是关注边境地区的突出问题及其带来的防控风险，包括边境地区传染病的跨境传播、边境动物疫情防控、跨境毒品犯罪、跨境赌博，边境地区人员非法流动相关的跨境犯罪问题，边疆地区跨境宗教渗透、跨境民族与国家安全、边境地区安全与恐怖主义问题、边境地区治理中的应急管理等问题。另一种是侧重应对问题的角度展开，认为我国现有边境管理机制运行存在一些问题，应进行整合式边境管理模式。边境防控事关边境两侧，有学者对中缅现行边境防控政策的有效性进行评估，从加强我国与相关国家国际合作的角度开展研究，认为针对人员的非法流动、走私和跨境犯罪问题对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安全构成了威胁，需加强国际合作加以应对。加强国内外通力合作与协力共治，才能实现“平安边疆”与“一带一路”的良性互动。还有从中国建构“澜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角度对边境防控机制进行了一定的思考。
自2020年新冠肺炎在全球暴发及蔓延以来，边境防控再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并呈现出由防控向多维治理的向度转变。首先关注的是疫情给现有边境防控机制带来的问题及挑战，如新冠疫情下《世界卫生条例》相关要求与各国边境管控政策具体实践出现了很多矛盾从而制约了有效管控的执行，疫情时期的边境管控催生出基于种族和阶级的新的不平等结构，修建边境围栏可能导致的边境问题安全化及后疫情时代生物统计学在边境防控中的运用及可能出现的问题等。其次是从疫情下边境治理能力提升的角度的研究，如从防控能力建设、资源优化配置与国际协作3个方面对提升中国民族地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研究，通过“价值、结构、技术”三维核心要素创新边境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推动市域社会治理在边境地区实现善治等。还有学者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可持续边境控制政策进行适当评估，认为在国内传播已基本被消除的国家（如中国），极端严格的边境控制是合理的。
总体而言，国内外现有相关研究存在3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都关注到边境防控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二是都关注到传染病跨境传播、非法移民、毒品贩卖、走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是边境地区突出的问题；三是对我国边境防控机制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改善建议，同时强调了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结合当边境防控形势，现有成果基础上可深入研究的空间：一是对疫情背景下我国与老越缅三国边境防控面临的新态势缺乏系统梳理和研究；二是对疫情带来的跨境、区域治理难题及对共同体心理的影响的研究还欠缺；三是对疫情下如何加强我国与老越缅三国边境政策协调及边境治理合作的研究还亟待开展。
三、疫情下我国与老越缅边境防控的新态势
边境防控一直是关涉到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边境防控”意指边境地区相关问题的“预防”和“控制”，承载着包括预防控制边境地区出现重大传染性疾病跨境传播导致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及防范打击各种跨境犯罪活动等任务。当前形势看，我国与越老缅的边境防控仍不容乐观，面临诸多新的态势。
（一）老越缅疫情出现多轮反弹，周边国家边境防控风险外溢威胁较大
截至2021年11月22日，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256,966,237例。越南累计确诊1,104,835例,新增确诊10,321例，越南新增确诊病例已连续多日过万，河内和胡志明等重要城市疫情大反弹，不容乐观。根据老挝卫生部公布的数据，老挝累计确诊病63,159例，新增确诊999例。虽然新增病例数在连续五天保持四位数后降至3位数，但仍处于较高水平，首都万象的单日新增病例数在老挝全国仍处于前列，大多数新增病例出现在人口密集地区，已出现较为严重的社区传播。缅甸累计确诊518,471例，新增确诊549例，自2021年2月缅甸国内政治局势突变以来，国内冲突不断，战情与疫情交织给边境防控造成更大的压力。
除境内疫情多轮反弹外，老越缅三国还面临着与泰国等东南亚域内国家边境防控风险。截至2021年11月22日，泰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为2,076,135例，新增确诊病例为5,126例。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及泰国之间的劳工流动频繁，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较高。此前，在老挝金三角经济特区已出现大批缅甸籍工人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泰国西部省份北碧府也不断出现缅甸人非法越境进入泰国寻找就业机会的案件，非法中介收取偷渡者1.3万至2万泰铢不等的费用；2021年1月至5月已有超过一万名外国公民因自陆路非法进入泰国而被抓捕，其中6072人来自缅甸，5114人来自柬埔寨，882人来自老挝。柬埔寨2021年6月初从巴维特和普瑞查克两个边境检查站共遣返了106名越南人，这些非法入境柬埔寨的越南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找就业机会。老越缅三国间很多边界以河流为界（法律上称为自然边界或地理边界，河流中间线即为边境线），天然屏障少导致管控难度非常大。
缅甸和印度、孟加拉国等国家边境防控存在诸多漏洞。印度和缅甸共有长达1600多公里的陆地边界和孟加拉湾的海上边界，缅甸政治经济社会的多重危机引发了众多缅甸难民逃到印度和孟加拉国寻求庇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斯特凡纳·迪雅里克（Stephane Dujarric）表示，2021年3月和4月期间，有超过1700名缅甸难民越境进入泰国，其中大多数返回缅甸，此外还有约4000至6000人逃到了印度。自2017年8月缅甸境内发生“罗兴亚人”危机事件以来，不少“罗兴亚人”逃到孟-缅边境孟加拉国一侧的“考克斯巴扎尔区”（Cox’s Bazar District）。截至2020年底，考克斯巴扎尔的难民营里已收容超过86万来自缅甸的罗兴亚难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营地拥挤的环境和卫生医疗支持的匮乏使难民极易感染新冠肺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将关涉到孟加拉国和缅甸两国的罗兴亚危机列为国际社会不能忽视的十大危机之一，在《2020年罗兴亚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应对计划》中发出了约8.77亿美元的募捐呼吁，其中联合应对计划募集到了48%的资金，但支持针对考克斯难民营的新冠疫情应对计划仅募集到23.4%的资金。缅甸若开邦实兑镇和孟加拉国边境布迪顿镇难民营中的难民面临严峻的粮食短缺和救援不足问题。自2021年2月缅甸政治局势突变以来，前往印度米佐拉姆邦避难的缅甸公民人数已超过1000人，其中有100人被遣返。当前印度疫情形势急剧恶化，缅甸西北部与印度接壤的钦邦，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出现激增。孟加拉国所面临的疫情形势也不容乐观，疫情下考克斯巴扎尔地区的经济遭受重创，该地区本已是该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越来越多的孟加拉国人认为罗兴亚难民携带病毒并对他们产生了排斥的心理，这些难民如果不能妥善安置，缺乏管控的流动对于相关国家的边境防控都极具挑战。
（二）边境为传染病跨境传播重灾区，面临新冠肺炎与其他重大传染病叠加的隐忧
我国云南、广西等边境省区是多种传染性疾病传播、流行的重灾区，艾滋病、登革热等重大传染病都呈现跨境传入、境内高发、危害严重和病原多样性流行的典型特征。目前，新冠肺炎还在全球蔓延，老挝、越南和缅甸三国传染性疾病多发，云南和广西均缺少同这些国家阻隔疾病传染的地理屏障，边境地区面临新冠肺炎与其他传染病叠加及跨境传播的风险。
在我国与老越缅三国接壤的边境地区，疟疾仍然是威胁公共卫生安全的主要传染病之一，具有潜在的致命性。随着中低收入国家不断将防疫的重点转向识别和治疗新冠肺炎，与消灭疟疾有关的资金和相关支持力量也在减弱。新冠肺炎和疟疾的症状存在很多类似的地方，如发烧、呼吸困难、头痛和身体疼痛等。此前深圳市疾控中心、中国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热带病合作中心的研究人员已发现一例乌干达新冠和疟疾合并感染的输入性病例，这也是我国首例疟疾与新冠合并感染病例，发出了疟疾和新冠肺炎合并感染的警示。云南省2020年6月5日通过国家消除疟疾终审评估，曾被称为“瘴疫之区”的云南，连续4年无本土感染疟疾病例，实现了消除疟疾的目标。但缅甸境内的疟疾消除之路还在继续，中国近年面临的疟疾输入性病例明显增多，跨境输入的疟疾病例对当地巩固防治和消除成果威胁较大。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疟疾项目组的研究显示疟疾是一种广泛传播的疾病，全球大约已有2.3亿人感染，每年约43万人死于该疾病。围绕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为其他疾病提供的服务，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一季度全世界约有三分之一的国家疟疾预防、诊断和治疗服务被中断。
包括中国、老挝、缅甸和越南在内的澜湄流域地区是全球艾滋病防控形势最为严峻的地区之一。东南亚地区约占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总数的10%，占全球艾滋病相关死亡率的12%。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约有3800万人携带艾滋病毒或患有艾滋病，新的研究表明感染艾滋病毒或患有艾滋病会增加个体感染和死于新冠肺炎的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威胁着各国来之不易的艾滋病防治成果。早在2021年6月，南非研究人员曾在一名艾滋病毒感染晚期女性患者身上发现了潜在的新冠肺炎病毒突变，如果一旦证实新冠病毒在艾滋病患者中的变异与传播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那将是新冠肺炎与艾滋病叠加的又一忧患。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的死亡风险，进一步增加了艾滋病预防和治疗工作的负担。在一些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国家，在艾滋病应对工作中需要充分考虑新冠肺炎和艾滋病的联合感染问题。
老挝、缅甸和越南等国家还是登革热发病数较多的国家，受这些国家的影响，云南和广西等边境省份均出现过登革热的本地暴发。随着各国努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熏蒸活动和宣传活动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这可能导致登革热病例激增。据估计，全球每年约有4亿例登革热感染，其中约9600万例导致疾病；在新加坡，一些曾被登革热快速血清学检测呈阴性的患者，后被确认患有新冠肺炎。菲律宾也出现了登革热和新冠肺炎合并感染的病例。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防控登革热及两者之间的交叉叠加风险同样面临巨大压力。
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TB and Malaria）对全球106个国家开展了关于新冠肺炎对抗击结核病、疟疾和艾滋病项目影响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大约四分之三的项目已受到影响，在受三种疾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新冠肺炎引发的连锁反应在增加，如果不果断采取行动，这三种疾病的年度死亡人数可能会翻一番，使多年来在抗击结核病、疟疾和艾滋病领域取得的进展化为乌有。
（三）疫情下跨境犯罪形势依然严峻，边境防控面临疫情警情双重压力
尽管加强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举措，压缩了我国与老越缅三国边境地区跨境犯罪活动的实体空间，然而贩卖毒品、网络赌博、电信诈骗和走私等跨境犯罪活动在疫情背景下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给边境防控带来疫情警情的双重压力。
首先是跨境涉赌涉诈方式翻新，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标签劫持和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境外赌场、赌博网站加大对我国公民的招赌力度，一些不法分子大肆借疫情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涉赌诈骗手段多样化、平台网络化、赌资去现金化和非实名化等新特点危害更加突出。我国公安部数据显示，自2020年以来，中国警方共调查了1.8万起跨境赌博及与赌博相关的刑事案件，抓获了11万多名嫌疑人，取缔网络赌博平台3400多个，非法支付平台和地下钱庄2800多个，非法技术团队1400多个，赌博推广平台2200多个，其中云南全省公安机关依法从严从重打击跨境赌博犯罪及关联犯罪，共侦办各类跨境赌博和相关案件15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近4.7万人，已移送起诉1万余人，冻结扣押涉赌资金3.57亿元。近年来，在我国境内持续高压打击和有效治理下，境内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空间明显压缩，逐步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主要盘踞在缅北地区和柬埔寨、菲律宾、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由于加密技术（暗网）以及加密货币等匿名支付方式的普及、恶意软件的传播，勒索软件例如DDoS攻击、数据泄露和钓鱼网站等引发的网络犯罪在东南亚继续升温，金融数据欺诈、信用卡欺诈也在继续增长，甚至还出现了带有“冠状病毒”相关名称的恶意病毒网站，利用浏览器权限安装恶意软件。互联网上以“冠状病毒”和“COVID-19”等术语注册的域名不断增多，截至2020年3月，共发现高风险的恶意域名2022个，新注册域名40261个，不法网站通过向收件人发送消息进行网络钓鱼，损害和控制服务器。东南亚国家暗网使用的猖獗为各种跨境网络赌博和诈骗活动提供了“理想”环境，犯罪分子通过暗网实施毒品买卖、制售假护照和假币等犯罪活动。2020年，利用暗网或境外通信软件实施的网络犯罪案件同比增长70%，出境实施网络犯罪的人数超过2019年的2倍。
其次是跨境毒品贩运问题依然严峻，疫情下制毒运毒方式变化带来新的威胁。受疫情严控和边境封控限制，“金三角”地区毒品大量囤积在边境地区、价格极低，毒贩加紧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大宗贩运。西南边境贩毒活动突出，毒品主要来自境外，绝大多数来自“金三角”地区，仍是现阶段中国毒情的主要特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研究报告显示，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社交隔离，执法人员追踪反洗钱情报系统的效率受到影响，降低他们了追查涉嫌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案件的能力，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欺诈行为日益增多，加密货币和其他金字塔式骗局也可能会增长。
再次是滞留缅北中国籍犯罪人员回流，带来疫情输入的现实威胁及防控风险。为严厉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整治中缅边境跨境违法犯罪活动，我国多个省份已开启全力劝返滞留缅北人员的相关行动，规劝滞留缅北人员主动通过正常渠道申报回国，拒不返回的将采取取消户籍等措施。在既有法定申报回国程序下，仍有众多不法分子尝试各种方式非法偷越国边境，破坏边境阻拦设施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近期经中缅边境瑞丽口岸回流人员阳性检出率持续在20%以上，给边境地区疫情防控带来现实威胁及防控风险，瑞丽等边境城市的抵边防控点持续处于防控高压之下。
四、我国与老越缅边境防控面临的问题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高度重视边境防控工作，推动西南边境省份与老越缅三国进一步完善跨境联防联控机制，做好疫情信息交流、政策和预案对接、防控能力互助提升、跨境联合执法等工作，积极开展跨境联防联控。在严守边境一线，筑牢国家西南安全屏障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尤其是云南省瑞丽市的疫情防控取得未向省内国内蔓延，坚守国门、守住边境的成绩实属不易。然而边境防控涉及边境两侧，仅靠我国境内一侧的防控努力是很难确保疫情不反弹不反复的。从目前老挝、越南和缅甸等国的几轮疫情反弹及对我国输入性疫情形势来看，我国与老越缅三国的边境防控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一）边境地区公共卫生体系仍存短板，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还待提高
从我国的情况看，我国边境地区公共卫生体系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衡。与发达地区相比，云南省还面临着卫生与健康服务资源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均衡、基层服务能力薄弱等问题。在广西一些后发展地区，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整体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尤其是基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和服务能力存在突出短板和不足，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和建设力度不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招人难、留人难问题比较突出，卫生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技术人员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从老越缅三国情况看，三国公共卫生安全水平整体偏低。老挝每千人病床数为1.5，越南每千人病床数为2.6，缅甸每千人病床数为1.6。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检测与报告体系不健全，实验室检测能力和传染病预防控制能力有限，可以提供的边境防控监管要点的信息化数据支撑不足，数据共享标准模糊。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尚不到位，重点人群管控不够严格，病例主动发现、临床救治能力和实验室检测覆盖范围还存在短板，导致我国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外部环境堪忧，输入性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巨大。加强医疗治疗和检测能力是边境疫情防控的重要任务，边境地区医疗卫生防疫专业人员必须配备足够的医疗用品，包括有效和安全的病人护理仪器如呼吸机和个人防护设备以及执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必备用品如拭子和化学试剂。由于设备资源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缺乏，缅甸一直是东盟国家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数最低的国家。在疫情暴发之初，云南捐赠的全自动核酸提取仪到达后，老挝全国每日的检测量才由500人提升至1000人左右。在越南卫生部公布的可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141家医疗机构名单中，与我国接壤的越南边境省份只有广宁疾病控制中心、老街疾病控制中心、奠边疾病控制中心、曹邦疾病控制中心、河江疾病控制中心和朗森总医院6家机构。随着我国对老越缅的持续抗疫援助和防疫关口前移，一定程度上对三国公共卫生能力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内源性的能力提升和建设工程还需久久为功。
（二）越老缅等国疫苗接种相对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边境防控成效
截至2021年11月29日，我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9981.3万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超过11亿，达到11亿1050.6万人，为阻断新冠病毒传播、防止重症的发生等起到重要作用，我国的接种总剂次和覆盖人数均居全球首位，人群覆盖率位居全球前列。边境地区目标人群疫苗接种率超97%。从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目前的疫苗接种进度来看，除柬埔寨之外，其他国家疫苗接种仍相对不足（具体数据详见表1）。在全球疫情尚在大流行的态势下，老越缅三国面临的多国输入性疫情和社区传播扩散风险将持续存在，三国与泰国、印度和孟加拉国等国家间边境防控漏洞带来的系列防控风险向我国外溢的威胁依然较大。
（三）边界两侧的人防物防技防投入失衡，我国成为共同边境安全风险“洼地”
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开始，我国就高度重视边境地区疫情防控，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党政军警民合力守边护边成为疫情背景下边境县（市）的工作常态，出于防控工作的需要，其他省市及云南非边境州市也会分批抽调人员前往边境县（市）进行支援。在多方支援的情况下，边境派出所及警务室、执勤卡点和边境检查站仍面临人防方面的巨大压力。物防方面，云南和广西都加强了在边境重点通道治安检查卡点、拦阻设施，如在边境修铁丝网、安装视频监控和提升指挥通信等方面的建设，陆地通道物防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技防方面，边境省份积极组织开发边境管控支撑平台软件和提升边境检查站技术属性，从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角度加快推进智慧边境防控体系。
从老越缅三国的情况来看，有资料显示越南在越柬边境设置了17个哨所，设立了16个流动巡逻队，在越老边境的河静省设立了11个警卫哨所，每个哨所有10名工作人员。在北部的河江省设置了59个检查站和17个由425名工作人员组成的机动小组，在平富省设置了62个工作站和11个流动工作站。从能找到的公开资料来看，老挝和缅甸在边境防控中人、物、技防方面投入的可量化数字缺乏，边境两侧人防、物防、技防投入失衡客观存在。我国相对于周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较快，对于边境防控投入较多的同时也承担着更多的边境安全风险，共同边境安全风险朝着我国蔓延和积累的可能性更大，我国成为共同边境安全风险的“洼地”，即风险的主要承受者。
（四）防控紧迫性认知差异及普遍安全意识失衡，弱化了老越缅向我国疫情输入风险的有效拦截
首先，边境两侧对边境防控紧迫性的认知存在差异。以缅甸为例，与我国接壤的缅甸北部武装冲突不断，与印度和孟加拉国接壤的西北部地区还存在着武装冲突甚至恐怖主义等政治风险。经历了2021年2月的政治变局，缅甸国内多方政治势力角力使得边境防控成为次安全优先级。对于我方设置的防控疫情边境阻拦设施，缅甸还曾提出过抗议。缅甸国内抗疫一盘棋的局势很难形成，边境防控的短板效应突出。迫于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在疫情防控仍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越南于2021年10月一度放弃“清零政策”，实施“与病毒共存”策略，老挝也在11月初开启制定“开放国门”计划，缅甸也亟待重启与中国和泰国的边境口岸，经济开放和边境防控的权衡取舍一直是困扰相关国家的难题。当前，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德尔塔的影响尚未消除，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出现更凸显边境防控的紧迫性。我国一直坚持“动态清零”的精准防控策略不动摇，但相关国家一旦放松边境管控，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其次，我国与老越缅三国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普遍安全意识失衡。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安全的孤岛，普遍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由于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技术水平、居民素质和政府资源动员能力与治理水平等存在差异，不同国家往往采取的疫情防控政策存在很大差异，差异化的防控政策使得边境防控协调变得十分困难。边境安全是一种共建共享的普遍安全，如果无法切实达成普遍安全共识，将持续弱化我国对老越缅疫情输入风险的有效拦截。
五、疫情下我国与老越缅的边境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德尔塔毒株尚未有效控制，奥密克戎毒株又席卷而来，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也深刻影响着未来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关系。周边安全与发展是我国安全与发展的根本所在，我国如何处理好与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老越缅这三个陆地接壤国家的边境防控问题，事关我国未来防疫与发展的协调及国内国际治理良性互动的构建。未来，我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强同老越缅的边境治理：
（一）塑造“命运共同体”意识，夯实边境治理的政治互信之基
自疫情发生以来，周边国家一直是我国边境防控的重要着力点。我国在联合国、地区、双边及省际、抵边县（市）层面加强了同老越缅三国的沟通与联系。《关于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东盟主席声明》《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21~2025）》《关于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框架下深化传统医药合作的联合声明》《关于加强澜沧江-湄公河国家可持续发展合作的联合声明》《关于深化澜沧江-湄公河国家地方合作的倡议》等从不同层面为我国与老越缅三国加强抗疫国际合作和边境防控提供了制度保障。依托这些机制，未来我国要持续加强与老越缅三国在疫情监测、信息共享、技术交流、病例处置、应急协调、重要医疗物资、疫苗生产及技术转移及传统医学领域的合作，实时掌握疫情变化和防控政策，分享疫情防控经验。云南和广西等省区已加强了同相关国家的边境抗疫合作，以云南为例，与境外联防联控试点区域已从最初缅甸1国2个边境县扩展到缅、老、越3国22个边境县。并在老、缅、越、柬等国家建立了21个传染病联合检查监测哨点、15个联合工作站和10个联合实验室，提高了跨境处置疫情传播的能力。广西与越南广宁、谅山、高平、河江边境四省推动建立跨境疫情防控沟通协调机制，共同加强边境和口岸管控。未来还需进一步强化边境防控互动实践，增强针对边境防控的普遍安全共识，积极塑造并不断提升“安全共同体”意识，夯实边境治理的政治互信之基。
（二）共筑边境地区免疫屏障，提升边境卫生安全治理能力
未来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为指引，以《健康广西行动（2020~2030年）》《健康云南行动（2020~2030年）》为抓手，不断加强和提升云南和广西等边境省份的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常态化推进国家级卫生应急队伍和移动P2+实验室对边境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强医用防护物资储备和人员培训，推进国门疾控中心建设项目。建立云南、广西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加强对相关技术人员的培训，建立云南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际重大传染病联防联控体系，实现省际公共卫生资源优化，并在两省及东盟共同合力的基础上打造中国-东盟公共卫生人才培训和交流基地。加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传染病实验室建设和先进装备的投入，加大专业技术人员的配备及素质提升，尤其是要加大对边境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对口支援力度及深化远程医疗等信息化建设。还需进一步持续推动隔离预检、核酸检测、医疗救治、疫苗接种、形势研判的关口前移，深化同老越缅的国际抗疫合作，为边境另一侧老越缅三国的公共卫生领域合作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援助。尤其注重加强与上述三国在边境地区抵边一线及周边区域的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如联合开展重大传染病的免疫带建设、流行病学调查、技术培训、实验室检测等。以COVAX计划为纽带，持续向相关国家提供疫苗，以满足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迫切需要。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优先与这些国家在疫苗研发和生产等领域开展全产业链合作，推动尽快建设地区疫苗生产中心，同时注重完善与疫苗研究、生产和获取有关的机制。未来还可以在“中国东盟健康之盾”和“中国东盟抗疫基金”的相关项目支持下，进一步提升老越缅三国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自主应对及保障水平。
（三）加大联合打击跨境犯罪力度，建立健全边境法治治理体系
边境防控形势越是严峻，依法防控越显得重要，在法治轨道和相关制度基础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建立健全边境法治治理体系是边境防控的重要保障。我国相关的边境管理法律法规的制定或修订需要及时同东南亚地区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国际合作的内容进行一定的对接。越南2020年1月出台了《越南边防法》，生效后将建立法律走廊，为管理边界口岸、加强边境地区和边境口岸的国际合作、维护边境地区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等做出相应的规范。2021年10月25日，东盟通过了“东盟边境管理合作路线图”（ASEAN Border Management Cooperation Roadmap）的框架，以改进政策和务实合作，打击边境及边境沿线的跨国犯罪。我国要进一步加强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对接等，以促进边境政策的协调性建设和打击边境地区的跨国犯罪问题的务实合作。我国相关部门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疫情背景下完善处罚程序和强化公共安全保障的内容，尽快同缅甸、老挝和越南等国一道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边境防控机制。不断推动与相关国家开展边境联合巡逻、联合执法、联合演练，共同强化对易发生非法出入境活动的便道的巡逻管控，增加边境执勤点和执勤警力，全面强化边境地区社会面管控，相互通报非法越境的活动线索，严防人员、车辆等非法越境，协调建立疫情防控期间非法越境人员快速核查遣返机制、严厉打击走私、贩毒等跨境违法犯罪活动，阻断疫情跨境传播渠道。
（四）加快立体化边境防控体系建设，提升边境数字治理能力
边境立体化防控体系建设是疫情背景下或是后疫情时代的全局性、长远性、基础性及战略性工程，加快立体化边境防控体系建设才能更好地筑牢边境安全稳定屏障。加快推进云南和广西等边境省份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建设项目，创新开发边境管控支撑平台和建设智慧边境检查站。在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人防基础上，物防和技防是新形势下立体化边境防控体系建设的重点，提升边境数字治理能力也是关键一环。需要不断推进我国边境一线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例如人脸抓拍摄像机、高清星光级枪机、高清星光球机、移动警务核查终端、云数据库扩容和视图库扩容等新技术和新装备在边境管控、口岸通关、服务发展等的投入和应用。尤其注重基层抵边一线边境防控单位的数字技防建设，深度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助力边境执法、管理和服务工作，持续推动防控网络真正做到全覆盖。加快推进边境立体化防控高杆建设项目和边境检查站智能查验系统项目，推进边境地区视频监控、智能报警等技防设施建设。与此同时，需要与周边国家有序开展涉边境犯罪及疫情防控相关数据共享工作，将边境防控关口虚拟化前移至边境他国一侧，提前预警及时防控不断提升防控效能。
（五）统筹防控与发展两个大局，探索边境经济治理模式
在当前形势下，协调防控与发展，以经济社会发展促边境安全稳定是边境防控中需要重点考虑的方向。安全经济关系是地缘政治安全对跨境经济空间的投射。由于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导致东南亚部分国家的贫困加剧，系统性和根深蒂固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在一些国家更为凸显。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困境和生存境况堪忧，前所未有的失业状况将刺激更多人从较贫穷的国家向较富裕的国家迁移，在经济需求的驱动下，他们观念中出现了守法成本太高而跨境违法犯罪成本偏低的认知偏差，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对边境防控法律与制度的挑战。边境地区民生问题是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疫情下的封锁毫无疑问会给相关国家企业和部门造成损失，但无序的开放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未来应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东盟机制、澜湄合作机制、RCEP等机制的作用，充分对接东盟复苏框架实施计划以及越老缅的经济复苏计划，探索边境经济治理模式。创新跨境合作模式，创新跨境园区发展新模式，探索疫情下边境地区经济有序恢复。创新边境展会经济模式，以数字化、信息化和智慧化模式提升边境经济贸易交易会水平。加快推进“基于区块链的跨境贸易及支付清算服务平台”在云南边境地区的试验，加强对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的金融支持，培育沿边地区开放发展新动能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老越缅三国及我国边境地区由于部分边境关闭或全面关闭导致的经济长期衰退，确定适合的纾困项目，让消费品生产的重新启动助力进出口的强力恢复，从而稳定就业。加快推动受疫情影响的老越缅外贸重点行业的发展，利用现有的自由贸易机制，稳步推进双边和多边贸易合作。加快信息产业发展，使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和5G技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包括网络营销、5G技术和智慧城市建设以及数据处理和云存储服务，以及高端Wi-Fi技术助力企业开辟更多生存途径等。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框架下，营造有利于疫情背景下加强区域合作和发展的营商环境，将我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战略与《东盟复苏框架实施计划》、缅甸实施的新冠疫情经济救济行动计划及泰国的一揽子恢复经济计划等相呼应，共同促进疫情时期经济的相对稳定及疫后的经济快速复苏，以经济社会发展促边境安全稳定。
六、总 结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的态势下，我国与老越缅等东南亚国家将在较长时期内处于疫情防控的常态化状态。在此背景下，我国与老越缅三国的边境防控不是我国单向维度就可以应对的。老挝、越南及缅甸的防控举措及其国内局势引发的地区格局变化、三国同域内外国家边境防控漏洞的外溢效应等因素都给我国的陆地边境防控带来多重影响。不断提升我国与老越缅三国的边境治理能力，是考验我国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能否解决好与周边国家防疫与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统筹推进国内国际治理良性互动的先行样本。边境是我国开展对外经济贸易与人文交流工作的重要窗口，我国的边境防控与边境地区建设相关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与进步，与周边国家在边境防控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及中老铁路建成通车的大背景下，研究我国与老越缅边境防控问题及治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是深入践行健全我国强边固防体制，切实筑牢西南边境安全屏障的有益探索。